难以释怀的重任,康辉在敬一丹告别仪式上的忙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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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9月13日,敬一丹的离世让人惋惜。消息传开之时,朋友圈纷纷被“感谢这世界,让我走过”这一句话刷屏。这是她人生最后的感悟,发自她女儿王尔晴所发布的讣告。自六月在哈尔滨突发脑出血,到九月的告别时刻,近三个月的治疗未能挽留她的生命。七十一岁,对于她而言并不算长寿,但回望这七十一年,她的足迹比大多数人都更为深刻。

然而,我所想探讨的并非敬一丹本人,而是在她告别仪式上被镜头捕捉到的一位身影。九月十七日,在八宝山进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,有一个人身着深色外套,虽然未站在显眼之处,却始终低头打着电话。他的手机紧贴耳边,眉头微皱,通话时间颇长。最终一位旁观者认出了他,是康辉。

社交媒体上对此画面的反应各异。有网友批评“这种场合还在忙着打电话,未免太不庄重”,也有支持的声音认为“身处这个位置,无法选择”。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,但我认为,它们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。康辉在这样的场合中接打电话,恰恰反映出了一种现状:有些人的工作是无法暂停的。

要理解康辉为何在如此悠长的告别仪式中始终放不下手机,就得了解他肩负着怎样的职责。公开资料显示,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,同时担任央视新闻中心播音部主任。这个“主任”一词的职能远远超过“《新闻联播》主播”的称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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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音部不仅管理一个节目,实际上涵盖了整个新闻频道的播音业务,包括排班、审稿、应急调度,以及重大报道的人事安排。康辉在这份工作上已经扎根多年,自1993年进入央视,2007年起在《新闻联播》担任主播,到目前为止已担任此职位近十九个年头。如此长久的任职在任何行业都是罕见的,但“罕见”的另一面是却容易形成依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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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众对他的面孔习以为常,部门依赖他的判断,关键时刻更是希望他能在场。一种层层叠加的依赖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:对于康辉来说,完全放下手机的时刻几乎是无法实现的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,打个电话而已,不至于如此严重。但事实是,康辉曾亲口描述《新闻联播》的工作节奏。主播需在下午四点前到达,审阅串联单、查看新闻视频、化妆以及准备时政内容,六点四十进入演播室调试,七点准时播出,播完后还需等到晚上九点新闻频道的重播结束,以应对可能的临时变动。换句话说,主播的正常工作日是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半,整整五个半小时无法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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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非标准情况下,遇有突发事件、临时加稿和人员变更等,都需要主播保持在岗并在线。作为主任级别的康辉,肩负的责任比普通主播更大。他不仅要在屏幕前展现自己,还要管理其他同事的上岗安排。在排班表上,谁顶替、谁补位、重大报道中的配合,这些细节都必须在任何一个时刻作出决策。

在那场告别仪式上,康辉的电话未必是处理什么重大事务,可能只是某个排班确认的协调请求。然而,正是这种“琐碎的日常”却尤为能说明实情:他的手机无法关机,并不是因为外界的要求,而是因为关机带来的风险过高,令他无法承受。

这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。我们习惯于把镜头前的人视作“个体”。敬一丹是“敬大姐”,白岩松称为“白老师”,康辉则是“国脸”。这些标签一旦贴上,观众所看到的只是一个面孔、一个声音与一种形象。然而,这些标签下的人实际上是复杂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。敬一丹的故事连接了她参与记录过的人与事,而康辉则与播音部的运作及《新闻联播》的日常相连。敬一丹的离去意味着她的节点断裂,而康辉依然坚守,那他的节点仍需继续运转。

有人将白岩松的话与康辉的情况作比较。白岩松曾说:“我与大姐并肩同行超过三十年,再也不会有如此默契的搭档。”这样的话语虽重,却是对搭档关系的强调,表明的是两者之间相互支撑的相对独立性。而康辉与敬一丹之间的关联更为复杂,敬一丹在退休时,康辉正值上升期,而如今她的离去,使康辉承担起了更沉重的责任。两者间如同“接力”,敬一丹传递出的那一棒,他至今仍在紧握,且握得越发紧密。

这种“紧握”在外人眼中或许显得光鲜,但内里的人明白其背负的重量。我想起康辉在2014年于成都的发言。当时有人询问他央视主播的年薪,他半开玩笑地说“我一年都未必能挣到二十八万”。这番话当时被当作笑谈,但细看后,身为《新闻联播》的主播及播音部副主任,居然说自己一年未必达到这个薪水,其背后蕴含的信息其实相当丰富。

当然,收入多少并不完全是问题的关键。我要强调的是,这个职位上人所付出的与所获得的,未必像外界所想的那样成正比。时间、精力和情绪的消耗,是无法单纯通过“工资条”来衡量的。敬一丹那一代人有着她们独特的承受方式。在《焦点访谈》中,她凭借二十年的坚持,塑造出一种“温和而坚定”的语气。这个语气是那个时代的结果:当电视新闻仍是观众全家共同观看的项目时,舆论监督的意义更显重要,主持人的形象也代表了节目的个性。而如今的康辉所面对的时代则有些不同,新闻依旧存在,然而“守着看”的人已经散去。主播的形象依旧存在,却失去了以往那种鲜明的个性化。